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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安德森北大讲学回顾

时间:2016-10-31 23:28  作者:  来源:北京大学

编者按

  巍巍学府,国之上庠。这里有学识渊博的大师,有字字珠玑的讲座,有精彩纷呈的课堂。博雅讲堂带你走进北大,走进学术殿堂。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与社会学系教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于2016年10月16-30日到访我校讲学。讲学期间,安德森教授受邀发表四场演讲。这四场演讲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分析国际体系、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运动,以及国际法秩序的起源与本质。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 简称“大学堂”讲学计划)是北京大学加快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各领域的顶尖学者来校举办讲座、开设课 程、开展合作研究,在北京大学汇聚一批世界级顶尖学者,进一步提升引进国外智力的层次 ,增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综合竞争力。


人物介绍


 


  佩里·安德森,全名Francis Rory Peregrine Anderson,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政论家,被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誉为“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自从1962年起长期主持《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的编辑工作,并参与创办左页(Verso)书局,批判英国例外主义,推动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显著提升了英国左翼知识界的理论水平及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力。迄今共出版了十二本专著,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具有深远的知识影响力,其中1974年出版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是广受赞誉的历史社会学经典之作。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有《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交锋地带》、《后现代性的起源》、《思想的谱系》。2015年,安德森教授推出新著《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思想者》(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Verso, 2015)。安德森教授1938年生于英国伦敦,是已故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弟弟,幼时曾随父母居住上海,后就读伊顿公学,1956年进入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80年代曾任教于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目前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讲座教授。


讲座安排
列强均势:十九世纪(The Concert of Powers: the 19th Century)

主持人: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评议人: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列强均势:二十一世纪(The Concert of Powers:the 21st Century)

主持人: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评议人: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

 


民族主义的他者(The Other of Nationalism)

主持人: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评议人: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际法:它是国际的吗?它是法吗?(International Law : Is it International? Is it Law?)

主持人: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评议人:Tony Carty(清华大学法学院郑裕彤讲座教授) 易平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一峰(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讲座摘录

(原文标题:佩里·安德森讲座:十九世纪列强的对内协调与对外干涉机制)

  10月18日晚,在主持人章永乐的介绍中,佩里·安德森出现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全场座无虚席,过道挤得水泄不通,连地上都坐满了听众。




  安德森教授这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是讲述维也纳体系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过程。1815年,随着拿破仑遭遇滑铁卢,彻底战败,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君主制的复辟。欧洲的五大强国,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维也纳会议上达成了一致,形成了维也纳体系,也称为欧洲协调机制(the Concert of Europe)。

  安德森认为,维也纳体系主要有两大目标:它要防止任何类似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动荡事件,维护世袭王朝的统治;同时,它要控制列强之间的战争。其实后一点同样最终也是要防止列强之间的战争,造成它们内部的革命。这个协调机制主要由五大国家同意,要经常召开会议,解决外交上的不同意见,并协同平定任何暴动和革命——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动用武力。这就是这一机制所遵从的正统主义(legitimism),即所有的统治者都必须以世袭的方式获得统治权,它成为了统治者合法性的唯一标准。

在此之后,在沙皇牵头下,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形成了神圣同盟(the Holy Alliance),其目标同样是以和平的方式应对任何平民革命,当然在必要的时候要诉诸武力。由此,奥地利立即进军那不勒斯,恢复波旁王朝统治。希腊人为摆脱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而向沙皇求助。虽然俄国与土耳其之间有各种各样的领土争端和仇恨,但沙皇却听任土耳其继续残酷压迫希腊人,以此避免希腊发生真正的革命。1823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被推翻,法国立即入侵西班牙,复辟了君主制。1830年,比利时也发生了革命,列强相互协调,限制了革命影响的外溢。安德森特别提到,当时法国外交官塔列朗在被问及什么叫“不干涉”(non-intervention)的时候,甚至说:“不干涉是一个形而上学观念,它跟干涉差不多是一回事。”1848年,匈牙利人起来反抗奥地利的时候,又是俄国人出手镇压了革命。

  安德森认为这一体系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取代了过去简单的力量均衡(the balance of powers),而创造了一种不同的平衡:稳定的政治合作。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让欧洲各大政治力量能够实现协调(coordination)。它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直到1854年,欧洲都没有发生主要的战争,而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还基本上保持了和平。

  欧洲列强之所以能够做到相互协调,并不是这五个国家的结构有多么相似,或者它们有多么平等——实际上,它们非常不同。安德森说,这一五头统治的霸权由英国与俄国分享。沙俄帝国是个专制帝国,拥有最强的陆军。英国是第一个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国家,非常富有,并且已经实现了全球扩张,是最强的海上力量。实际上,欧洲协调机制将稳定带到了欧洲,把战争的倾向出口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在他们的殖民地那里,帝国主义的扩张根本不受任何限制。在殖民地,这些传统力量将战争全都释放到殖民地的人民身上。这就是这种秩序的双重特征:在核心区域保持和平,而在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实行暴力。

  但是,在这一体系当中,安德森指出了两大异数。第一是美洲去殖民化的进程。在拉丁美洲,西班牙的日渐式微,使得它无法再在欧洲协调机制当中保有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了五大力量所担心的倾向于革命的力量。在葡萄牙控制的巴西,由于英国的干预,巴西最终顺利实现独立。去殖民化是对于正统主义的一大破坏,但是这一过程基本上没有对欧洲协调机制产生制度性的损害。

安德森认为,真正产生制度性损害的是另一异数,即维也纳体系遗忘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地位比较特殊,它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此在维也纳会议当中,不可能将它认同为欧洲的一部分——伊斯兰教国家不能成为“文明的标杆”。它的疆域非常广阔,包括今天的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以及部分中东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地中海重要力量。但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统治极其腐败不堪。因此,四个与这一帝国利益相关的国家,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互相制衡,防止任何一个国家产生对帝国政府的过多影响。但安德森指出,这样的均衡并不稳定,也对欧洲协调机制产生了威胁。巴尔干半岛首先发生了多次叛乱。沙俄以东正教的名义帮助起义者,而英法则帮助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这直接导致了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中,英法重创了沙俄,但战争本身却重创了维也纳体系的稳定性。随后,欧洲各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小规模战争:普法战争、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法奥战争)、镇压巴黎公社运动等等,但这些战争没有彻底摧毁欧洲的和平,似乎体现出人们对于欧洲协调机制还有一定的信任。确实,在1884年各国还可以聚集起来,讨论瓜分非洲的事宜。1900年,欧洲国家甚至联合起来,在离欧洲如此遥远的中国协同作战——但是,安德森指出,八国联军侵华已经是维也纳体系的绝唱了。

  随着德国完成统一,其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且它比英国这些传统工业国家更具有活力。很快,它就超过了维也纳体系中最主要的五个国家。到1900年,德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是显然,它的殖民地要远少于英法等国家。英德开始在海军军备上互相竞争,而为了制衡德国,英国还与它并不待见的沙俄结成同盟。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当中,英国站在了法国一边,而德国表示坚决反对,欧洲国家内部的冲突已经逐渐展现。之后,在一系列巴尔干战争当中,欧洲五强已经明显分裂成两个派别:英法俄在一边,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另一边。1914年,一战爆发。1917年发生的俄国革命,正是最初设计维也纳体系的时候各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幕。至此,维也纳体系彻底灰飞烟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也卷入了这场起于欧洲的争端当中。1919年达成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中国坚决要求收回青岛,而安德森认为,由于英国担心中国会以同样的方式试图收回香港,因此没有答应中国的要求。这也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这次战争之后,维也纳体系所维持的王朝统治再也不能继续了。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沙俄的帝制全都被掀翻了。因此,安德森认为,世界秩序需要一个全新的体系。回到1815年这一体系建立之初,欧洲各国的想法就是在核心区域保持和平,而将武力全部输出到边缘的殖民地。但是,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界限并没有明确地划定,奥斯曼帝国这一既不核心,又不边缘的国家将所有的暴力又带了回来。这一明显而又致命的地缘政治漏洞,最终导致了在那之前从未见过的人类战争。

  维也纳体系在最初带有明显的反革命倾向,但是到了世纪末,多数列强的国内统治都已经转变成一种混合体: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混合,新兴资本主义慢慢淘汰了封建制度。列宁观察到的各个欧洲国家之间殖民地分配的不均等,和熊彼特观察到的来源于过去贵族封建制的军事体系,共同造成了今天我们随处可见的一些现象——普遍宣称热爱正义与和平、世界上的重要国家领导人常常会面、以 “不干涉” 的名义进行干涉、频繁使用国际法作为标准、常常进行掠夺与压迫,等等,即我们称为 “自由的文明” (liberal civilization)的元素,都在一战之前汇集到一起。时至今日,这些元素还继续遗留在我们的时代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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